序言

自从七月份搬到紫竹园，孤寂的心情更凝重了，下班回来不空的多是已经吃过泡面的肚皮，一个人在屋里转悠，不时擦擦瓶子、摸摸钢笔，好像鲁迅“寓在这屋里钞古碑”，随手翻来几本哲学史，读来读去倒是也有些许心得，便一时冲动的写下这篇序言。

自五四始，中国引进西学，张之洞早就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精彩判断，但判断毕竟仍然只是判断，虽然前有二程、朱熹之理学融入了佛家精辟的哲学体系，形成孔孟以降的新儒学，但今时今日之势态，国人之所学所用皆为西方之法，如理性逻辑，数学物理，学科分明，不讲参悟，而西方自古希腊便有逻辑理性，古罗马已有民主之启蒙思想，而中国人时至今日仍然不求独立，奴性十足，所以我以为，新儒学乃中国之唯一出路。看今日中国，从中小学，除了几首唐诗宋词便无其他，可谓国学根基已断久已。在西方思潮的涌入下，用西方的思想框架来析分中国哲学，岂不可笑？如此反复，何时可为中体西用？而所谓之新儒学（我视之为新新儒学）又如何安身立命呢？我以为，当今之世不能弃西学而强复国学，唯有中西结合，互相参证，做平行分析方可见真知，格真理，以待复兴。古有孔子整理六经，近代有王国维整理国故，毕竟时代之创新、升华者乃凤毛麟角，我不羡之。而整理的工作正是在文化巩固沉淀之际，亦是当下国情所需，每个伟大的文明，总有人对他所处的文化，所生存的世界以及对自己做出深切的反省。

谈到哲学，不能不先谈谈哲学之意义，哲学之“用”在世俗生活中很难被人发现和有所体现，但是其“体”却是横通纵览，可谓是万学之学。概括而论，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可以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场合，理性为其最有力的工具。各个时代和各种文化对哲学都有其不同的解释和定义，比如有比喻为人生之导师，有人视其为语言的澄清，也有认为哲学之为检验疑团等等，而希腊人早在几千年前就把哲学概括为“爱智慧”，便是指对智慧的追求，所以明末李之藻起初翻译为“爱知学”，后来日本学者才将其译为“希哲学”，最后简化为“哲学”。

再谈哲学的研究范围，自苏格拉底以来，西哲一直注重研究形而上学，简言之就是凡事刨根问底，用南怀瑾的话就是”追问上帝的外婆是谁”，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上帝就是上帝，还管什么上帝的外婆干嘛，而这就是这些先哲们每天动足了脑子研究的事情。而后哲学扩展为知识论，伦理学，美学，政治哲学等等，由专注于物质本源转而关注人生幸福和个人的存在，追求心灵的宁静，而中国哲学则自孔孟以降一直以社会伦理及个人安处为其研究的中心。既然区分开了中西哲学之范围的不同，就有进一步思索其与社会其他学科的影响和意义，这里试用宗教和科学为例。

中西方哲学有着“体”的不同，“用”上亦大不相同，西方哲学以理性为工具，用以反思宗教，与神学亦是时分时合，而中国的哲学却终究是与政治为伍，离不开统治阶级的需要和利用，与皇家的关系可谓皮毛，当然中国哲学和宗教也是一衣带水，从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宋明理学的儒释道杂相融合，各种哲学思想一直以文学、政论见诸其中，但并不注意其论证的有效性和严谨性，也不拘泥于文字，在文体上也多是以文学为载体，讲究意境和感悟。而西方哲学注重逻辑，讲究前后论证完整有效与逻辑推演。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哲学最终可以剥离出如数学、物理学等科学。我总结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乃是“糊墙说”，凡是哲学不能解答之处，往往正是宗教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宗教为不可言说之事找到了另一条出路，使人在希望上有了延伸，在精神上有了慰藉。

而于科学，科学本身乃是取材于事实经验，而哲学正以其基础学科的身份提供反省科学的世界观，所以科学可谓是衍生于哲学。其本质是经验学科，无法对价值问题进一步思考与反思，而哲学正可以质疑经验的真实性，思考经验之外的可能性。

所以哲学之用是一个值得思辨的问题，自孔苏以降，哲学家门的职业可谓不一而同，主治国者从政，主普世者为师，主济众者为教，所以哲学之用具体怎么用，还要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要做什么样的事。

既然理清了哲学这体这用，于强国富国，围绕着哲学做些学问不啻为法门之一。而哲学之普及，又是历代之难题，自古以来哲学只是士大夫或者贵族阶级中的玩物，普及大众反而不如迷信来的快，我以为哲学之难以转播 1. 哲学历史悠长，名家众多，可上溯远古，近及科学，实在庞杂。2. 各民族各文化门类繁复，哲学主题又随时间而变化日新。3.各种哲学著作无图少注，多为长篇大论，大师文作高深晦涩，又常假借寓意，只求论证严密，不求通俗易懂，非强记不可读也。4. 比较之作多需要读者有大量的阅读和理论基础。如钱钟书的《管锥编》，博古通今，虽已是以小窥大，但仍有百余万字，岂是寻常人等可读？我在几个月之前在苏州雨果书店翻阅《管锥编》，最终未买，深知以目前之功力尚不足以阅读。所以，要对中西哲学做个平行比较，怎么写，而写了普通人能看的懂，是一个问题。

中国历代文学，向以经史为上：经“示法”，史“存迹”，圣人示法，隐晦曲折，故以史为阐释工具，然史学传迹，又离不开文学。但我并不想以文著史，市面上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从入门到导读，不一而足，我想这不是我的方向。而若以文论而论，文论自古新知新见多来自危机求变的逻辑，无非要揭示危机，张扬批判，其时代的后遗症多为游戏性的癖好，意义的虚无，甚至是理论的商品化。再说当下之流行大家小家，如易中天之流，遍是摘述之纰漏，各取三两语，以为己辩，断章取义，以零星圣人之言为当政者叫买。

所以我想参考严复观之作学方法，由一些简单的概念和题目入手，由点及面，把一些通用的哲学概念做中西的平行比较，适当的引用一些典故，不敢自比《随园诗话》中“用典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的境界，也求得一个恰到好处。然而一旦进入哲学之门，便犹如“入百花之谷，游五都之市，应接不暇，钻研不尽。”欲想由点及面，做到融会贯通，又谈何容易。五四张申府说过“哲学之目的乃是通字，唯通可以不胶执，可以集众见而见其弊”，我所用乃“拈两花而沾一支”之法，便是由中西各表一枝，以求平行比较其异同，争取拈出新意。龚自珍有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钱氏亦唱和，我自表未读过《管锥编》，未模仿前人文体与结构，以求不落巢穴。

但是在治学上，我欲相仿钱老通学之治学方法，打通古今，中西，各人文学科，而并非单纯之比较，此正乃陈寅恪老先生之“中体西用资循诱”，“择善而从，比较出新”，钱老说：致知穷理，文德武功，莫不通游戏之事。我于子夜为中国哲学做一点事情，亦抱着这种游戏心态，不以为真。是为序。